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

2020年6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新发地”）推到了风暴中心。而等风暴消散，曾为平息这场疫情所付出的努力也渐渐显现，并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行。

2021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选编（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花乡人民法庭因针对新发地疫情，创新“五及时”工作法，即及时沟通摸清隐患、及时对接强化指导、及时调研预测预警、及时研判制定方案、及时协调联动化解以推进诉源治理，位列该案例选编榜首。

突发风险预警防范建功勋

9月24日，在绵绵秋雨中，位处北京市南四环的花乡法庭一片祥和。记者走进这座独栋三层小楼，一层诉讼服务大厅井然有序，再往上，走廊墙上贴着不少照片，或是法庭重要活动记录，或是干警党建、队建瞬间，张张笑颜令人心情放松。惟有审判庭间或传来的法槌声，提醒着人们这里是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桥头堡”和“排头兵”。

谈起去年的那波疫情，法官们还是心有余悸。花乡法庭庭长魏亚南说，疫情期间，大家每天上班都有所准备，可能当天就会被隔离回不了家。因为源头在新发地牛羊肉大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食堂只敢烧素菜。

疫情暴发前两天，花乡法庭法官谭静琦一行三人如常去新发地调查。疫情一暴发，她的团队首当其冲被居家隔离。很快，花乡法庭全庭都居家办公，核酸检测阴性方可返岗。在忐忑不安等待检测结果时，魏亚南敏锐地判断，一夜之间，因疫情防控新发地周边上万人被隔离，上万吨货物被销毁，如果不能及时从源头防范，后续极有可能引发大量纠纷。

“干等着，心里着急，还不如干点什么呢！”魏亚南第一时间与新发地调委会、花乡司法所进行沟通，成立了“疫情诉源治理临时党支部”，随时掌握涉疫情纠纷的一手资料。新发地调委会协助相关部门对疫情受损情况进行摸排，并在市场内就地化解。花乡法庭则指派两名审判业务标兵负责对新发地调委会摸排化解时提出的司法需求进行24小时法律指导、咨询解答。

“后续这些案子如果诉至法院，必须拿出统一处理意见，不然会乱了。”魏亚南介绍，花乡法庭及时联合丰台法院立案庭、审管办等多部门共同撰写调研信息，对疫情暴发可能引发的连锁买卖、租赁、运输、损害赔偿等八大类纠纷进行研判，逐一分析并提出对策。

根据研判情况，花乡法庭制定了妥善化解涉疫情纠纷的意见。该意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及北京高院的相关意见精神，结合新发地实际情况与前期调研预测，涵盖诉源治理、案件管理、涉诉案件法律指引等内容，分别从诉前治理、诉中管理、案件审理原则三方面进行规定，为疫情防控、矛盾化解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明确了案件审理思路，花乡法庭即线上指导新发地调委会处理因货物损失产生的损害赔偿、买卖、运输、摊位租赁等纠纷，形成五大类纠纷调解协议模板，力促相关纠纷一次性化解。同时，主动联合当地政府、市场监管部门、花乡司法所和新发地调委会等单位召开线上线下座谈会，对新发地疫情引发矛盾的善后化解及新发地复市后可能引发的新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座谈。

疫情过后，新发地平稳复市。记者了解到，新发地登记商户纠纷的和解签约率达98%，实现了矛盾纠纷就地解决。

日常纠纷化解常态化

新发地疫情是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司法“震中”，花乡法庭之所以能迅速预判、准确处置，关键是其近年来坚持诉源治理，不仅取得了实效，更积累了经验。

几年前，法官谭静琦承办了一起继承权纠纷案件。被告方是一位老太太，说什么都不愿意来法院。“我很诧异。当事人不来法院，事情说不清楚，权益怎么得到保障？”谭静琦说。后来从侧面了解到，老太太觉得到法院打官司面子不好看。谭静琦就请村委会出面，把原告诉求、法律规定对老人讲清楚，又商量出一个调解方案，最终案件得以顺利化解。

“在这类案件中，基层组织有非常大的优势。他们和当事人熟悉，容易取得信任，也有足够的时间做矛盾化解工作。要想控制案件增长数量，我们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还要尽量从源头化解纠纷。”谭静琦说，2018年，魏亚南调任花乡法庭庭长后，便开始谋划诉源治理这盘大棋。

花乡法庭法官罗兆英告诉记者，遇到村里拆迁，法庭里的法官助理会主动提供法律咨询，法官也会挑一些案例进行巡回审判。“很多村民对拆迁利益分配并不清楚，总觉得是有自己份额的。那么，从法律上讲这些利益究竟归谁？能不能得到保护？法官可以就个案一一说明。”罗兆英说，有了法官的明法析理，涉及这个村的拆迁诉讼明显下降了。

诉源治理在城乡接合部各村推行见效后，花乡法庭把工作重点又转向了市场。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内有商户500余家，每年成交量高达40余万件，约占全市总交易量的百分之七十。2018年3月14日，花乡法庭在该市场设立巡回审判点，开展审判团队进市场活动。

“这个市场就是卖二手车，相关纠纷以往多是因为改公里数、事故车，以及买了车后型号变了。但是，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型号或者公里数，市场里的商户是知道的。”罗兆英说，花乡法庭通过法治宣传、座谈调研、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对交易潜在法律风险点、市场监管规则等纠纷多发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

“对不同的受众，我们的普法重点会有所区别。”谭静琦介绍，对调解员，法官会侧重讲解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哪些是义务、哪些是权利，让他们调解时有法可依；对商户，则会通过典型案例告诉他们，如果经营不规范，会有消费者起诉他们欺诈，也可能需要三倍赔偿；对市场管理人员，则指出从买车到过户风险点在哪、哪些地方需要完善监管、优化交易环境等问题。三年来，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涉诉案件数量逐年下降，罗兆英已经很久没有审理过因买卖二手车涉嫌欺诈的案件了。

同样是超级市场，新发地纠纷特点显然与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迥异。这里售卖的是鲜活的农副产品，保质期短，一旦出现纠纷，需要的是简单快捷的处理程序。因此，花乡法庭在新发地的诉源治理目标，“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自治功能，让每一个管理者都成为矛盾的化解者、每一个调解者都成为纠纷的终结者。”魏亚南说。

诉源治理机制如一株幼苗在花乡法庭落地生根，如何让它枝繁叶茂更好地造福一方群众呢？花乡法庭举全庭之力推行此项创新。截至记者发稿时，花乡法庭已开展线上、线下调解员业务培训380余次，派出干警300余人次参与普法宣传、社区治理，惠及群众万余名。

疫情之后，花乡法庭将以往“面对面”法治宣传变为线上宣传。仅疫情期间，就有10余名干警通过微视频、在线直播、公众号撰文等形式进行精准普法宣传，受众点击量达两万余人次。例如，应辖区楼宇党委需求，花乡法庭派法官进入楼宇直播间，向中小微企业进行“云普法”，指导他们正确应对疫情对经营性房屋租赁合同履行的影响；对早教机构“跑路”后产生的消费者集体维权事件，讲解预付款卡相关法律知识，平息200余名消费者的集体信访投诉。

花乡法庭继创立“云课堂”进行40余期法治授课之后，2021年又利用腾讯会议的方式，开展“走进民法典，法官在身边”系列普法宣传，让大家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以法律思维化解矛盾纠纷。

有付出就有收获。三年来，随着诉源治理机制的日渐完善，花乡法庭所在辖区收案数量下降了29.3%。

司法建议有所为更有担当

“收到贵院《司法建议书》〔（2020）丰法建字第14号〕，我部高度重视，专门组织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就此问题开展了研讨。” —— 2020年12月18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专门致函丰台法院，告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修改建议稿中纳入了司法建议相关内容。

是什么案件引发司法建议，并受到一个部委的重视？原来，这是一起居民楼电梯噪声污染案。原告是一对新婚夫妻，怕噪声对胎儿有影响。来起诉之前，找过物业，找过开发商，也找过行政部门，都说没有相关规定，不能定论说超标。

罗兆英回忆说：“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我发现在居民楼内的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问题并没有判断标准，导致公民在维护自身居住安宁权方面的障碍。于是，法院建议明确居民楼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产生噪声的评价标准，为公民纠纷和司法审判提供相应的标准。”

2020年，花乡法庭共发出司法建议9件。在一起隐私权纠纷案件中，谭静琦发现，某银行在个人账户服务过程中存在不合理使用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的问题。该案中，原告通过开卡机设立个人账户，屏幕弹出《申请开立某银行个人存款账户须知》，将“申请人自愿同意该银行按照其留存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等信息向申请人发送相关营销咨询”作为开卡必经程序。原告在收到该银行营销短信后，通过短信显示的退订方式多次退订，均未成功。之后，原告多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投诉，亦未得到妥善处置，导致纠纷不断扩大。

“这等于变相剥夺了消费者对其个人信息使用的同意权。”对该银行的程序瑕疵，谭静琦认为，可能会给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带来广泛影响。对她的建议，该银行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

谈到发送司法建议的动因，谭静琦用魏亚南刚到花乡法庭时说的一句话概括：“我们要做有心、有用、有爱的人。”谭静琦解释说：“有心，就是不能被动地给我多少工作我就做多少、办案就把案子办完就行。要进一步思考，我们除了审判，还能为基层治理做什么。有用，以诉源治理为例，除了常规操作，怎么能够让更多人接受。这需要沉下去，了解群众真正想要什么，然后有针对性地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呈现。至于有爱，诉源治理工作没有办法像办案数据一样量化，为什么还要做？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爱，真的想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才会想着我再多做一些、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