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男，汉族，1983年12月出生，2005年6月入党，四川成都人。2009年进入丰台法院参加工作，历任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院团委副书记、刑庭法官助理、审判员、副庭长、庭长。担任法官以来，胡海独立承办了“3.22”特大职业认证诈骗案（被称作“建国以来最大的职业认证诈骗案”）、钰诚集团地推公司“e租宝”非法集资案、水利部下属单位系列腐败案、丰台区原司法局局长李华受贿案等一批疑难复杂案件，为区域经济发展、惩治贪污腐败做出了积极贡献。将近10年，胡海扎根基层、坚守一线，始终带着感情、带着社会责任感做出每一份判决。他探索创新刑事审判“四同步工作法”，使每次法槌敲响都掷地有声，赢得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与尊重、对审判的理解与认同。他坚持积极延伸审判职能，通过公开庭、法治课、新闻媒体开展法治教育活动，让审判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让司法推动社会综合治理。胡海以过硬的审判本领和突出的审判业绩，先后获得北京市先进法官、北京市模范法官、首都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争创奖等荣誉称号，在刑事审判岗位上谱写了一首首无悔的青春赞歌。

　　　　　　　　　　　　　　　　　　　　　　　　　　　　　　　　　　　　　　　　　61封陌生人的来信

　　　 “你们这伙骗子，还想骗我！”胡海刚想开口，电话那头就怒气冲天地吼着，意欲挂断。

那一年，胡海还是一名书记员，迟法官交给他一起网络诈骗案的案款发还工作，涉及到61个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案件金额很小，每人损失只有几百元。按照正常流程，被害人需要到北京核实身份后才能领取案款，胡海只需要通知到每一个被害人即可。但胡海显然不这么想，几百元的损失，上千里的路程，很有可能会让大多数被害人选择放弃，但几百块钱虽少，却可能是偏远地区一个贫困家庭几个月的口粮，可能是学龄期的孩子一年的学费，更重要的是，它关系着被害人对司法的信任……思考良久，胡海决定，在法律规定之下多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胡海拨通了一名被害人的电话，“请您不要挂断电话，这里是北京法院，你被骗的钱已经追回来了……”提前料想到被害人可能有的愤怒、猜疑和不信任，他逐一地表明来意、耐心解释、反复沟通。有时电话打过去，关机，换另一个号再打，还是关机，每天要打无数个电话跟进，终于让被害人相信：只要按照指导将自己的身份证明、银行账号、签字授权通过邮件的形式寄给法官，就能顺利领取案款，而不用千里迢迢往返北京，不仅创新了亲自到场进行身份核实的唯一方式，而且让转账形式发放案款有了合法的授权依据。

　　　 打完这61个电话，胡海舒了一口气。一周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当胡海一封封拆开，一种久违的感动浸湿了眼眶。有一名叫刘军的被害人，在信封里附了10块钱，他说这是汇款的邮资，辛苦北京的法官们了！一位年轻的妈妈，在信中写到：“我生活在农村，是一个单亲妈妈，孩子现在3岁，本来想用积蓄创业，结果被骗走了‘加盟人’保证金，都绝望了，没想到这钱还能要回来……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也不认识你，可你却让我记住了北京的法官，谢谢你们！一定教育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也做一个好人。”

　　　 后来，胡海当了法官，那61封信也被永远地保存在抽屉里。他依旧会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把事情一次性解决，而反复沟通七八个小时，甚至为上了年纪生活困难的被害人自掏腰包支付往返路费。同事打趣他，“为什么这么‘较真’？”他说，事关百姓，没有一件是小事。

　　　　　　　　　　　　　　　　　　　　　　　　　　　　　　　　　　　　　　　　　褪了色的简易行军床

　　　 一直以来，胡海的办公区域都布置的很简单，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若干个案卷箱。忙的时候，胡海会留在单位加班，有时太晚错过了末班车，就把办公室里的几个凳子一拼，将就着睡一晚。

　　　 2011年，胡海承办了一件被定性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职业认证诈骗案”的案件。100多名嫌疑人、400多名被害人、零零总总的犯罪金额、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还牵涉了许多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审这个案子有多难呢？胡海用了一个反问句来回答：请问记住100个陌生人的名字需要多长时间？实际上，同样一个案件，当牵涉人数增多时，案件审理难度会呈几何倍数增加。

　　　 领导说：“他肩膀硬，难事儿交给他我放心。”

　　　 那年胡海28岁，初任法官不到3个月。

　　　 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胡海做了一件事，他为自己添置了一件“家具”——一张绿色的简易行军床。每当工作太晚了，他就把床支起来……

　　　 胡海说，越是人数众多、案情复杂，越是需要“较真”，越要有点“强迫症”。犯罪企业没有账目，每个月多少营业额，要区分；每个被告人入职时间、任职期间、经手业务不同，要区分；每个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行为性质不同，要区分；被害人什么时候被骗，骗了多少，要逐一核实……一张张包含各类信息的数据库，足足制作了55天，为科学认定犯罪金额、厘清法律关系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

　　　 那段时间，那张绿色行军床的“戏份”都很足，一周七天有五天都会骄傲“出镜”……

　　　 近一年时间的脑力、体力双重考验，胡海终于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100多名被告人均被依法判刑，服判息诉率将近99%，只有两名被告人提出上诉，且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维持了原判。更让胡海欣慰的是，案件所有被害人的损失均被挽回！年纪轻轻的胡海成了大家眼中的钢铁战士。

　　　 胡海工作近10年，总共换过5次办公室，依然布置的一切从简，但都少不了那张行军床，虽然早已褪了颜色。

　　　　　　　　　　　　　　　　　　　　　　　　　　　　　　　　　　　　　 “毁”他一个　保障全庭

　　　 2016年，非法集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刑事法官中有一个“戏说”：两个毁法官，十个毁全庭，指的就是两个非法集资案能毁掉一个法官全年的工作安排，十个就能毁掉整个审判庭室全年的工作计划。

　　　 那一年，庭长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所有非法集资案件，全都交给胡海办理！半开玩笑地解释说，这是“毁”他一个，保障全庭。

　　　 从此，胡海整个人都“泡”在非法集资的案件中，经手的案件金额大的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涉及的人员多的几万人、几十万人，牵涉到的法律问题、社会问题错综复杂。一个案子的案卷材料可以堆满一整间屋子，完整地梳理一遍案卷就可能要花上好几个月时间，加上各个案件流转环节，被害人还可能会重复提交报案材料，这就导致即便是专业的审计机构，也很难发现和避免出现统计重复、遗漏等情形。

　　　 胡海说，“如果有什么职业需要相对完美的人去担当，那一定是法官。什么人都可以犯错误，唯独法官不能，因为他是错误的纠正者，是问题的解决者。”

　　　 一个“非吸”案件中，胡海在审计报告里发现了一笔重复出现的投资，金额较小，不到1千元，但他立即决定重新检验，并带着助理花了2个月的时间，对每个案卷、每项金额、每个环节都重新核算了一遍。因为胡海执拗的认为，当发现了一个错误，就有理由怀疑还有其他未发现的错误。实际上，这样的“发现”并不是偶然，因为胡海一开始就对每个案件的各项信息进行了梳理，这是他坚持了多年的习惯。他深知，一个小数点的错误对于案件整体定性可能影响不大，但对于受害人来说就是巨大的损失、更深的伤害。

　　　 案件办理中，胡海需要一个人面对成百上千，甚至几万、几十万的投资人群体。这些投资人遭受了损失，每个人都要求见法官，每个人都不停地给法官打电话，一些情急的投资人甚至把自己的损失归咎于法院。每当遇到这样的投资人，胡海总是不急不恼，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解释，一天平均几十通电话。几个月下来，投资人的情绪和态度明显得到缓和，但胡海从此却落下了咽炎的老毛病，办公室总能听到他“咳、咳、咳”的声音。

　　　 除了依法审判，在胡海心里，他还想做更多……

　　　 胡海有一件最关心的事，那就是被害人的损失能否追回，因为这是老百姓最关注的，尽管作为专职审判的法官，主要职责是依法作出判决，而不是追缴赃款。除了研究卷宗里的案情，他还总是反复研究案卷里的每一笔资金走账、每一项银行交易、每一条通讯记录等看似无关的信息，经常“偶然”地找到被嫌疑人隐匿的财产，为被害人尽可能地挽回损失，尽管可能对于整体的损失显得“微不足道”。

　　　 他探索创新“四同步工作法”，增加了“同步”关注和教育被害人，让他们不信谣言、依法维权，避免受到“二次伤害”；“同步”转化被告人，他会直接拉过一把椅子和被告人面对面坐着，深入地交谈一次，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有的被告人甚至表示愿意作“义务宣传员”。

　　　 他亲自走进社区现身说法进行普法宣传，针对高危人群总结形成“三思四问五不要”的警示格言，时常接到来自群众的“咨询电话”。

　　　 他还邀请和组织八家银行座谈，联合推出净化金融秩序的措施，保护更多的老百姓不受其害，金融秩序不受其扰。

　　　　　　　　　　　　　　　　　　　　　　　　　　　　　　　　　　　　　　 一份没有发出的判决书

　　　 李某，一名在国外留学的80后，在2012-2014年期间，李某通过网络对外销售某抗癌药，销售金额高达30余万元，现场起获的药品均系无生产销售许可的假药，销售对象是癌症患者，购买者遍布全国各地……

　　　 看到案卷的那一刻，胡海简直是火冒三丈，药品本身是治病救人的，怎么可以用来牟取暴利、图财害命，简直是没有良知、没有底线！胡海进行了充分调查了解，案件基本事实很清楚，证据指向明确、充足，虽然被告人在庭审中简单重复着，“自己并没有害人，也不可能害自己家里人”，但并没有提出能够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因而不足以采信。对于食品药品类犯罪案件，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且一直都是从严打击的原则。按照正常程序，胡海拟好了一份判决书，并通知被告人第二天现场宣判。

　　　 当天晚上，有一个疑问却在胡海心中开始盘旋，他意外地失眠了——如果是假药，也已经卖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没有一个被害人报案？这个重大疑点的存在，让胡海辗转反侧。虽然掌握的情况依法已经足以作出判决，但总觉得还是不够。第二天，胡海起了个大早再次查阅了案卷材料，从药品购买记录中查到了多名被害人的联系方式，并取得了联系。奇怪的是，被害人不仅没有指责贩卖假药的被告人，反而认为该药能够缓解癌症患者的痛苦，为晚期病人带去一段较高质量的生活。

　　　 推门进入法庭，胡海手里拿着已经制作好的判决书，看到被告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一向快人快语的他一时间有点欲言又止。考虑再三，胡海没有急着进行宣判，而是和被告人简单聊了起来，由于现场的氛围相较于庭审现场较为轻松，被告人讲了许多她自己的故事。原来，被告人家里有癌症病人，曾买过这款药治病，在国外是处方药，由于疗效不错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拜托她帮忙买药，并建议她不要白带，还自动给她加了辛苦费和路费，后来就演变成我们所看到的网站经营出售模式。

　　　 “你先回去吧，3天以后来这里领取判决书。”最终，胡海还是没有把那份已经被攥得皱皱巴巴的判决书交给被告人。之后，胡海又做了很多调查，找到了证据证明该药在国外确实是处方药，且对癌症有一定疗效，是一款假的“真药”！但事实真相浮出水面的同时，也让胡海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如果简单依照法律规定，对一款确实能够对缓解癌症患者病痛、提升生活质量的“真药”的售卖者处以较重的刑法，但显然与司法的价值、群众的诉求背道而驰，而且被告人售药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牟取暴利，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并不大。但是，如果不顾法律的规定，对一款未经认证的“假药”的违法销售行为不予惩罚，就破坏了我国的药品监管制度，更损害了法律的权威！这，是一场法理和情理的“较量”。

　　　 内心的声音告诉胡海，真正的法官，就应当带着感情、带着社会责任感去判案，尽管千难万难。经过慎重思考，胡海终于在情、理、法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依法认定被告人李某构成销售假药罪，但是对她适用缓刑。

　　　 胡海曾说，“法官的格局不能跟普通人一样，法官的格局应该大，大过案件当中的利益纷争，大过当事人之间的恩怨纠缠，大过法律条文的条条框框。”正如大家对他的昵称——“大海”“海子”或“海哥”，他就像深邃的海洋，永远心怀人民，恪守法治信仰，紧握手中法槌，每次敲响都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