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经过一年多艰苦跋涉，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在这里生根发芽，并最终酝酿了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壮举。但陕北并非一开始就是长征的目的地，与此相反，在长征的大部分时间里，红军一直处于漫无目的的行军状态。中央红军走到甘肃某地后，毛泽东在一块报纸上看到“国军”在陕北“剿匪”，这才知道原来陕北还有革命的队伍，于是又朝着陕北进发。一路磕磕绊绊走了几万里的将士们没有想到，在陕北一呆就是十三年，更没有想到中国革命竟然在这样一个土地贫瘠、经济困难的地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最终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这里一个逐渐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扭转困境，走向胜利；也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偏僻的西北山区，孕育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我们的“红色之旅”正是踏着当年热血青年追求进步的足迹，去探访这片创造了革命神话的圣地。

　　一路风尘，宝塔山终于跃入眼帘。其实几个小时前我们就已经到了延安境内，但直到这时我们才确信无疑自己到了延安。延安宝塔始建于唐代，共有九层，是典型的佛塔建筑。然而一千多年以后，它却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成为共产主义革命圣地的象征，指引无数仁人志士从全国奔向这里，又指引他们从这里解放全国。

　　延安宝塔并没有想象那样高大，但是古人还是不吝辞藻，将宝塔夸张地形容为“高超碧落”，并将这几个字镌刻在宝塔的一面门拱上。“碧落”是天界的意思，“高超碧落”就是比天还高。用这几个字形容宝塔的外表实在有些言过其实，然而用来形容宝塔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象征意义却毫不夸张。据说当年国民党“围剿”延安时，延安方面曾有人提出主动将宝塔炸掉，以免成为国军空袭的坐标。毛泽东认为延安宝塔意义重大，是革命的象征，因而没有采纳炸塔的意见。国民党空袭时又把延安南面的富县宝塔错当延安宝塔进行轰炸，于是延安宝塔才得以保存至今。

　　宝塔的另外一面门拱上刻有“俯视红尘”几个字。这是颇耐人寻味的，从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直至1948年离开延安进驻西柏坡，这座“俯视红尘”的宝塔冷眼静观了无数红尘俗世的波涛汹涌。肃反、整风、国共合作等等，都是发生在宝塔眼皮子底下的红尘大事。站在宝塔山上俯瞰延安市区，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脚下这片土地军民热火朝天的干劲，也可以想象在这里发生的复杂、残酷的斗争。

　　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这个说法并不准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路线上的指挥权，但当时党内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而非毛泽东。实际上，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十三年才是毛泽东全面确立起其领导地位的时期，而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则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在七大确立的标志是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写入了党章。事实上，七大会场的布置也反映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全面确立。主席台的正上方十二个红色大字十分醒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实际上也点明了中共七大的基调。主席台背后是毛泽东与朱德的侧面头像，毛泽东的头像在前，朱德在后，而非以往的并列摆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头像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正后方，而是以小照片的形式被悬挂在主席台的两侧和上方。会场布置的改变折射出一条重要的信息，即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一套适合于自身的思想理论，不再机械地依赖马恩著作的教条。

　　黄河壶口瀑布位于延安市宜川县境内，气势汹涌奔腾，声如千牛齐吼；雄姿排山倒海，浪如蛟龙腾空，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也许只有站在这里才能体会“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的壮阔图景，也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体会毛泽东当年命令红军主力渡河东征的壮举。

　　1936年1月毛泽东在陕北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陕北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加上交通闭塞，几万红军的给养极为困难，因此东征的主要目的是补充部队给养。红军突破晋绥军的封锁东渡黄河后，在吕梁及周边地区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歼灭晋军13000多人，俘敌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使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用毛泽东的话说：“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

　　1948年3月，毛泽东和党中央离开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这个时候的共产党早已不是当年初到陕北的共产党，它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进入蓬勃壮大的阶段。据说当年中央领导渡河时，四周炮声隆隆，毛泽东却跟身边的人说很遗憾不能下黄河去游泳，足见其当时豪迈的心境。

　　随着战场上捷报频传，到了1948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那时三大战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的溃败已成定局。从杨家岭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终于突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发出夺目的光芒。在这片光芒中，新生的共和国就要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