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能够从其中得窥堂奥，就会发现取之不竭的智慧，从中汲取养分。任何时候，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都能更加明晰前行的路。正如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言：“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然而浩浩五千年，泱泱中华绵延不绝的历史却让人不知从何着手。《明朝那些事儿》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突破口。这本书好就好在用今天的话说昨天的事，用历史的事讲生活中的人，把枯燥无味的故纸堆变成了娓娓动听的故事。那些远去的人和事改换颜色，以新的方式出现。你会发现，无论科技如何发达，社会如何变迁，从本质上来说人都没有改变，人的优点和劣势在历史长河中一目了然，并将永远持续。

　　从一无所有开始——朱重八•朱元璋•洪武大帝

　　据钱穆先生所说，除了汉高祖，中国历史上由平民而直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这一说法值得推敲，因为无论如何汉高祖还曾经当过亭长，好歹是一个乡官。而朱重八确实是不折不扣地一无所有，父母兄弟饿死，自己只能去出家当和尚讨饭吃。这样的起点，很难让人相信他有朝一日会成为皇帝。这正印证了一句话：痛苦是一种催化剂，能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仁者更仁，暴者更暴。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没有金钱，没有支援，没有经验的朱重八白手起家，在腥风血雨中取得了胜利。仔细研究这一个案，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时势造英雄这条历史规律外，人自身的素质也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否则按照统计学的概率，朱重八应该一直当乞丐或者和尚而不是明太祖。

　　皇帝是怎样炼成的

　　朱元璋是个很特殊的皇帝，要了解他为明朝定下的制度和明朝的走向需要先了解他的经历。有的人生来就拥有一切，而有的人却一无所有。根据马太效应，凡你所有的，必加倍给你；而你没有的，也要夺去。但是这一状况亦有逆转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时候，也就是你开始得到的时候。

朱重八没有任何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可以加分的特质，但是他有一项常人不具备的特质——不同凡响的心。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克服接踵而来的困境；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而他一直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直至被死亡打败。

　　因为他能够自我克服。他能够克服软弱、逆境、纷扰、背叛，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克服自己的内心。如果换做一般人，在全家饿死的惨剧下，估计只能愤世嫉俗，忧伤终老，也许自己某天也是饿死的结局。在困难面前，不是克服，便是失败。生活的磨难从不停止，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后，只会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地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在千百年后用丘吉尔之口说出来：“胜利，以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无论胜利来的多么恐怖，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辛，没有胜利就不可能有生存！”

　　可以说，朱元璋具备成为伟大帝王的必备要素：深谋远略、坚定不屈、知人善用、善于决断、把握时机。论证朱元璋如何成为皇帝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他有着超凡脱俗的勇气。勇气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特质，倘若有了勇气，人类其他的特质自然也就具备了，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真正的勇者，并不是无所畏惧地四处乱撞，而是面对艰险畏途，知道自己有可能失败，甚至万劫不复，还是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挣扎，沉稳冷静地审时度势、积蓄力量，坚定不移地开拓自己认定的道路——我来，我看见，我征服。

　　没有丞相的时代，特务政治的开始

　　中央集权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明朝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却逐渐恶化。恶化的主因，在于废相。对朱元璋的评价，有一种是“雄猜之主”。既有雄才大略，又有猜忌之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将无数英雄碾踏于车轮之下。“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的故事轮番上演，在朱元璋这里也不例外。曾经被他重用，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名臣良将一个个不得善终，被他杀掉的人不计其数。他一路从血雨腥风中走来，也在自己掀起的一场场风暴中把开国之臣都送上了断头台。最后，借胡惟庸案件彻底废除了丞相一职，没有丞相的时代从此展开。太祖曾下诏：“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可见丞相这个位置与他永嗣天下、子孙昌固的欲望是多么地格格不入。

从朱元璋自身来说，他是一个负责的大家长。为使子孙后代皇位永固，他替他们清扫了所有可能的障碍，废除丞相只是其中之一。相权不断削弱，皇权不断加强，直至废除丞相；地方权力不断削弱，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大的趋势，然而其弊端无法克服。在日后的岁月里，历史终究给出了它的答案。朱元璋想用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最终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丞相消失了，却又出现了比丞相权力更大的内阁。

　　朱元璋还创造了明朝的若干历史特色，比如无孔不入的特务机构，打击腐败的严刑峻法。上朝如同临刑的场景估计空前绝后，而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和被廷杖当庭打死的官员也是史无前例。

　　反腐倡廉的理想主义者

　　朱元璋最痛恨贪污腐败，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然而在这一问题上他却从未成功过，尽管他对贪污采取了历朝以来最为严厉残酷的措施，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即可处死，甚至还采取剥皮的酷刑，但这也没能阻挡贪污者前“腐”后继的脚步。自明朝开国以后，贪污不断，因贪污受贿而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朱元璋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但是他没有去深究原因，只是简单划一地用最残酷冷峻的刑罚去对付这些人。朱元璋走上了一条极端的道路，他想把腐败连根拔起，彻底翦除，然而现状却南辕北辙，腐败愈演愈烈。之后的海瑞七十二岁时上疏举明太祖刑法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应当用这样的方法惩治贪污，却根本不被理睬。

　　历史最大的魅力，就是它隐藏着太多现实社会的遗传密码。朱元璋和海瑞这样的反腐倡廉先锋所没有深思的是，腐败现象为什么不绝如缕，这是由权力的特性和人内在的欲望所决定的。权力的扩张性使得它一定要扩展到遇到边界为止，而人的欲望又会使其在侥幸心态下自作聪明，铤而走险。无数聪明和有才能的人奋斗多年得到官位，然而一朝贪腐，贻误终身。这个道理就像烟盒上写着“吸烟有害健康”而广大烟民视而不见一样，还是会有人重蹈覆辙。只有在制度和道德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约束腐败的时候，腐败才不会肆意滋生；而在礼崩乐坏，约束手段缺乏威慑性和制约力的情况下，腐败可能泛滥成灾。当然，这和经济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此不赘述。

　　网格时代

　　作为一个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制定了几乎所有他能想到的规则。朱元璋所制定的社会规则就如同精确严明的坐标格，处在哪一格就只能做哪一格的事，决不能越格行事。从人穿的衣服、用的称谓、佩戴的饰物到从事的职业都有严格规定。他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严谨、近乎僵化的社会结构，每个人从生到死都被无数条条框框所束缚。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精力旺盛的人，“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样的理念一定被他嗤之以鼻。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和维系一套基本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任何个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时，对社会也有利，在做对社会有害的事情时，对自己也有害，这样就可以在全社会的成员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使社会繁荣起来。一般而言， 一旦有了这么一个制度框架，人们明确地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成本，什么是自己的收益，从而自动地按照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行事，社会自然会正常运行。朱元璋的理想是脱离现实的，因为在他的概念体系里，人没有感情，没有理想，没有欲望，和物没有任何区别，任由他处置。而实际上人是最难把握的，人的复杂性是连其自身都无法深刻理解的。如果不能够了解人，又怎么能设计出适合人类社会的规则？朱元璋终究没能成功，无论他有如何出众的才能，也仍然要臣服于历史。所以，无论任何时代，理想都要服从于历史规律。只有把握了这个规律，才能够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罔顾规律，一意孤行，只能是南辕北辙，竹篮打水。

　　对于历史而言，无论英雄或是凡人，都只不过是一粒尘芥。然而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我们自己就是历史。在这并不永恒的年轮中，当生命如一出戏剧般一幕幕拉开和落下时，多少喜怒哀乐已然飘散。当我们在跌宕起伏的剧情里沉溺时，可曾想过我们自己便是幕后的导演？人生的道路并非永远笔直顺畅，直抵幸福终点站。当我们面对令人痛苦的坎坷波折时，是百折不挠还是随波逐流，很可能就决定了我们生命最终的走向。 生命的长河仿佛一个狭窄的河道，任何外来的打击或者挫折都有可能使这条河流改道，然而经过其间的挤压打磨后，完成磨砺和力量的积累，这条长河终将朝着更广阔的天地奔流，呈现出生命的蓬勃气象。